餘生有你／母病危　獨子獄中淚求見最後一面…社工助「團圓」：沒遺憾了

記者張雅筑／台中報導【12:20上線丨14:33更新 新增內容】

在法律與人倫的幽微交界處，有一群成年監護社工，他們台灣社會的角落裡，擔任那些被遺忘長者的「無血緣家屬」。本來是在醫院擔任社工的李學玫，因為發現很多個案在醫療端無法做到後續更長遠的規劃，但她總會想著，這些長輩之後會去哪裡？過上什麼樣的生活呢？這些種子，讓她誤打誤撞進入到成年監護領域。這次的專訪，不僅可以了解一線社工的工作內容與心境，還會看到一場跨越監獄高牆與病房床榻的告別，體會社工如何在冷硬的法條中，為失能長者撐起生命的尊嚴，完成「餘生有你」的承諾。

李學玫擔任社工長達8年，在成年監護領域，已經深耕了5、6年。而這段職涯轉折點源自她在醫院服務時，李學玫說，自己在醫院服務時，難免會接觸到一些弱勢族群，特別是街友長輩部分，「當時會發現，街友在進案與出案的過程中，以醫療端的角度好像沒有辦法幫他做到後面更長期的規劃，所以好像他離開醫院之後，這個案子自然而然就結案了，但他之後會去哪裡、過上什麼樣的生活，其實我不知道。」李學玫補充道，因為這情景和感受不斷上演，讓她覺得很遺憾，同時也在心裡埋下了個種子，希望能有機會「接住」這些被社會遺落的靈魂。

後來因緣際會進入到成年監護的領域，李學玫形容，這是一份需要「科學與玄學」並進的工作！她解釋道，除了要協助長輩處理不動產、處理醫療決策等繁雜法規，她甚至曾幫長輩「送神」，找風水師清運神像以歸還租屋處。但她強調，這一切的初衷，都是站在個案的權利與信仰出發，「如果你是他，肯定也期待曾經深信的東西能被好好安放。」

但在服務眾多個案中，一場在監獄與病房之間牽起的團圓最令她印象深刻和鼻酸。李學玫說，自己曾服務一名高齡阿嬤，她唯一的兒子正身陷囹圄，為了處理長輩的財產與安置，自己與這名受刑人通了兩年的信，甚至數度踏入監獄探監。學玫回憶當時，她說，自己那時就像這對母子唯一聯繫的橋樑，除了探監，還會定期寄阿嬤的照片到獄中，讓兒子了解母親的近況。

直到阿嬤病危，這名在獄中度過漫長歲月的兒子，在李學玫面前老淚縱橫，哀求見母親最後一面。然而，要帶受刑人出監探視，必須有人簽署「保證書」擔保意外風險。學玫回憶，面對「簽下保證書」的巨大責任壓力，自己與主管陷入了掙扎——若出意外，誰能承擔？但看著病床上奄奄一息的長輩，他們最後選擇了勇敢！當晚8點，在獄警的押解下，兒子終於在病床前握住了老母親的手，雖然母親已無意識，但那場跨越鐵窗的告別，成了雙方生命中唯一的救贖。

李學玫表示，至今回憶起那時的畫面，腦海中仍很深刻和鼻酸，因為這名阿嬤在功能還很好時，還會風塵僕僕搭公車或騎機車去監獄探視兒子，但在她失能後，兒子就再也沒見過母親了。學玫說，這名兒子最後看到媽媽的樣子，竟然是在病床上辛苦的模樣，他在病床旁哭得很傷心，但探視完後，他不斷地感謝我們。事隔一兩天，這名阿嬤離開了，但他們深信，雖然生命走到了盡頭，但對這對母子而言，那最後一次的握手，已讓遺憾減輕了許多。

身為台灣少數以「法人」身分擔任成年監護人的團體，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台中服務處處長陳國慶指出，這份工作最難的往往不是專業知識，而是「決策的重量」！

回憶起簽署那張保證書的當下，陳國慶坦言，那是法律與人性的拉鋸戰。「那時候我才知道，身為監護人、身為法人，不能以法人身分簽署，必須是一個『自然人』。」陳國慶說，當下的兩難在於，是否願意相信這名受刑人是真的想見母親最後一面？「我願不願意去賭這一次？如果不讓他看，以後就再也看不到了。」最後，他選擇支持第一線的社工夥伴，更選擇相信人性，以個人名義簽下了保證書。

這份「無血緣家屬」的工作，守護的不僅是長輩的財產，更是生命的尊嚴。陳國慶表示，成年監護社工需要具備跨領域的整合能力，從不動產處分、保險金融到醫療決策，每一項都沒有標準答案（SOP），只能站在長輩的生命脈絡裡，思考「如果我是他，我會做什麼樣的選擇？」

然而，制度上仍有許多讓社工感到孤單與無力的時刻。李學玫提到，台灣目前的法令存在一個尷尬期：當個案往生的那一刻，監護關係便宣告解除。這意味著，社工照顧了長輩十年、二十年，但在他們離開後，社工卻無權處理入殮或後事，這讓許多一線夥伴感到遺憾，不希望這些長輩最後只能走上「有名無主」的聯合祭奠，而是希望能給他們一個體面的終點。

這份工作並非總是勇敢，更多的是情緒的疲憊...李學玫坦言，COVID-19疫情尾聲時，她在短短四個月內連續送走了三位長期服務的個案，剛辦完A的後事，B就病危，接著C也離開了。「那時候我真的繃不住了，覺得心裡好累、好疲乏，好像一直在送人離開。」支撐她走下去的，除了夥伴與主管的陪伴，還有主管對她說的這句話：「會不會是因為他們知道，要送他們離開的那個人是你，所以他們很放心？」

目前，台灣社會對「成年監護」的認知仍不普及，大眾多半只聽過未成年監護。陳國慶強調，隨著少子化與獨居人口增加，每個人都有可能面臨失智或失能、無法表達意願的一天。早期的監護制度屬於「他定監護」，但在2019年時，《民法》增訂了「意定監護」制度，尊重每個人的自主意志。簡單來說，只要你在意識清醒時，就可以預先與受任人簽署「意定監護契約」並完成公證法定程序，指定對方在你未來失能時，法院裁定啟動，由他來擔任你的監護人。陳國慶說，弘道這兩年也開始推動「意定監護」，所以鼓勵民眾在意識清楚時，先找好信任的人或法人擔任監護人，預先規劃財產信託與醫療決定。

「我們做這件事，是為了讓一個人在離開之前，生命尊嚴不會因為意識無法表達而受到損害。」陳國慶堅定地說。在這群社工的努力下，冷冰冰的法律條文有了溫度，讓那些在社會角落孑然一身的長者，在生命的最後一哩路上，依然能感受到「家人」的守護，在那場跨越監獄高牆的告別中，找回身為人最純粹的愛與尊嚴。

社工李學玫最後也表示，自己非常明白，在孤獨死盛行的年代，能有一個人盡其所能、有尊嚴地把長輩送走，是一件多麼有意義的事。目前，弘道是台灣極少數以法人團體身分擔任監護人的機構，李學玫坦言，這條路走得很孤單，因為沒有太多先例可循，只能自己闖、自己碰。她期盼未來能有更多社福團體投入這個領域，更希望政府能看見制度的缺口。「我們不希望他們只是冰冷的案件編號...」李學玫眼神堅定地說，「我們只是想在他們走後，還能以家人的身分，好好跟他們說一聲再見。」

❤特別感謝以下專業單位協助完成製作&採訪「成年監護制度」專題報導：台中地方法院、台中地院家事庭顏淑惠庭長、弘道基金會台中服務處、弘道台中服務處陳國慶處長、資深專員林玠汶以及李學玫社工、范家瑜社工❤